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卧病在床，召来太子李治，虚弱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急迫。"儿啊，我走后，朝中有一人你务必要小心。"李治凑近父亲，认真聆听。李世民继续道："此人才华横溢，功勋卓著，但性情桀骜不驯。我将先贬他出京，你即位后再重用他，以收其心。"说到这里，太宗停顿片刻，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然而，如果他不愿领旨，那就说明他已不可用。若你无法让他彻底顺服，那就...杀了他吧。"李治惊讶地看着父亲，心中充满疑惑。太宗口中所说的这个人究竟是谁？为何如此厉害，连父皇都如此忌惮？他真的会成为大唐的威胁吗？

李勣，字懋功，祖籍平北，出身房徐氏

他的人生轨迹可谓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早年间，李勣投身瓦岗军，在动荡的隋末时期寻求生存之道。当时的瓦岗军首领李密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闻名天下，李勣在其麾下屡立战功，很快就成为了李密的心腹大将。

然而，世事难料。公元618年，李密决定向唐朝投降，李勣也随之归顺大唐。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勣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胸襟。为了帮助旧主李密在新朝廷中谋得一席之地，李勣将自己占领的州县功劳全部让与李密，以此报答知遇之恩。这一举动不仅显示了李勣的忠义品格，也引起了唐高祖李渊的注意。

李渊对李勣的为人极为赞赏，不仅赐予他国姓"李"，还擢升他为曹国公，兼右武候大将军。这一系列荣誉标志着李勣正式步入大唐权力核心圈，为他日后的辉煌军旅生涯奠定了基础。

投唐之后，李勣很快就投入到了平定天下的征战中。当时的秦王李世民正值壮年，雄心勃勃，四处征伐。李勣成为了李世民麾下的得力干将，随其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

公元620年，宋金刚作乱，李世民率军讨伐。在这场战役中，李勣展现出了卓越的战术素养和勇猛精神，为大唐军队取得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仅仅一年之后，李勣又率军占领了战略要地虎牢关，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统治基础。

然而，李勣最为辉煌的战绩或许要数公元622年的洺水之战。当时，叛军首领刘黑闼部将高雅贤率军叛乱，威胁中原腹地。李勣临危受命，率军迎击。在这场关乎唐朝命运的战役中，李勣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最终大败高雅贤，随后又乘胜追击，平定了兖州。这一系列胜利不仅彰显了李勣的军事才能，也为唐朝的统一大业扫清了障碍。

李世民登基称帝后，并未忘记李勣的功劳。他拜李勣为并州都督，赐封邑九百户，以示嘉奖。这不仅是对李勣过往功勋的认可，更是对他未来的殷切期望。

在并州任职的十六年里，李勣又一次展现出了他的卓越才能。他不仅守卫边疆，更是多次率军出击，打败了来犯的东突厥，使得边境地区长期保持安宁。李世民曾感叹道："隋炀帝不能选贤安民，只知道筑长城来防备突厥，对世情的认知糊涂成这个样子。而我现在委任李勣在并州，就使突厥畏惧他的威名逃走，边塞安静，难道不是远远地胜过筑长城吗？"

李勣的才能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他在治理地方方面也颇有建树。在他的治理下，并州不仅边境安宁，民生也得到了极大改善。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鼓励商贸，使得并州成为大唐的富庶之地。

正是凭借着这些卓越的功勋，李勣在唐朝武将中的地位日益稳固，仅次于李靖。他的才能、功绩以及在军中的威望，使他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重臣，也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李世民对李勣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从初期的信任与重用，到中期的倚重与赏识，再到晚期的忌惮与防范，最终陷入了一种两难的抉择之中。

在李世民即位初期，李勣因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功勋而受到重用。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任命李勣为并州都督，负责镇守北方边疆。这一任命体现了李世民对李勣的高度信任，因为并州是抵御突厥的重要前线，需要一位能力出众的将领坐镇。

李勣在并州的表现不负李世民所望。他多次击退突厥的入侵，巩固了大唐在北方的统治。贞观四年（630年），李勣配合李靖等将领，大破突厥颉利可汗，彻底瓦解了东突厥汗国的势力。这一战役不仅巩固了唐朝的北疆，也为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勣的卓越表现使得李世民对他愈发倚重。贞观九年（635年），李世民亲自率军征讨吐谷浑，李勣被任命为左武卫大将军，参与此次远征。在这次行动中，李勣再次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为唐军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世民对李勣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源于李勣的过失或背叛，而是源于李世民对权力的敏感和对朝局稳定的考虑。

贞观十八年（644年），李世民决定亲征高句丽。在这次重大军事行动中，李世民并未让李勣担任主要将领，而是让他留守后方。这一决定可能反映了李世民对李勣影响力的警惕。毕竟，李勣在军中威望甚高，如果让他统领大军，可能会对皇权构成潜在威胁。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李世民再次亲征高句丽。这次，他依然没有让李勣担任主要将领。相反，李世民任命李勣为洛州都督，实际上是将他调离了军事中心。这一举动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李世民对李勣的防范之意。

李世民的这种态度变化，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成熟君主的复杂心理

一方面，他深知李勣的才能和功劳，不愿轻易放弃这样一个得力干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李勣的影响力过大，可能威胁到皇权的稳固。

这种矛盾心理在李世民临终前达到了顶点。他向太子李治交代，要先将李勣贬谪外放，然后再重新启用，以此来测试李勣的忠诚度。同时，李世民还告诉李治，如果李勣不愿意接受贬谪，那就说明他已经不可再用，必须除掉。

李世民的这番遗言，充分体现了他对李勣的复杂态度。他既认可李勣的才能，希望儿子能够继续重用他；又对李勣的影响力心存顾虑，担心他可能成为新君的威胁。这种既想用又怕用的矛盾心理，正是李世民晚年对李勣态度的真实写照。

李世民对李勣的态度变化，不仅反映了一个君主对权力的敏感，也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君臣关系的复杂性。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和功劳固然重要，但忠诚和服从更为关键。李世民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深谙这一道理，因此在对待李勣这样的能臣猛将时，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

高宗李治继位之初，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方面，他需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他还要处理复杂的朝廷关系，其中最棘手的就是如何对待李勣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将。

李治即位后，并未立即按照父亲的遗言将李勣贬谪外放。相反，他采取了一种谨慎而又柔和的态度。永徽元年（650年），李治任命李勣为左武卫大将军，这一任命表面上是对李勣的重用，实际上却是将其调离了地方军政大权，使其更易于监控。

然而，李治并未就此停止对李勣的提防。永徽二年（651年），朝廷突然下令，将李勣的封邑由九百户削减至五百户。这一举动虽然没有明确的理由，但无疑是对李勣权力的一种削弱。李勣对此并未表现出任何不满，仍然恪尽职守，为朝廷效力。

李治对李勣的态度逐渐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他深知李勣的才能和在军中的威望，不愿轻易放弃这样一个得力干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李勣的影响力过大，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统治。这种矛盾心理导致李治在对待李勣时常常举棋不定。

永徽三年（652年），高句丽再次对唐朝边境发动进攻。面对这一危机，李治不得不重新启用李勣。他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全权负责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这一决定显示了李治在国家安全面前的务实态度，也体现了他对李勣军事才能的认可。

李勣此次出征高句丽，再次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率军击败了高句丽的主力，攻破了多座城池，迫使高句丽请求和谈。这次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在东北的统治，也进一步提高了李勣在军中的威望。

然而，李勣的这次胜利却引发了李治更大的忧虑。永徽四年（653年），李治以论功行赏为名，将李勣调回长安，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表面上看，这是对李勣功劳的嘉奖，实际上却是将其调离前线，削弱其军事权力。

李治对李勣的态度愈发谨慎。他开始更多地倚重其他将领，如苏定方、契苾何力等人。这些将领虽然也有才能，但在资历和威望上都不及李勣，因此更容易控制。

永徽五年（654年），李治再次削减李勣的封邑，从五百户减至四百户。这一举动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李治对李勣的防范之意。然而，李勣仍然保持沉默，未有任何不满之举。

李治对李勣的态度变化，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新君主的复杂心理。一方面，他需要李勣这样的能臣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李勣的影响力过大，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这种矛盾心理导致李治在对待李勣时常常摇摆不定。

然而，李勣的忠诚和能力最终还是赢得了李治的信任。显庆元年（656年），李治任命李勣为司徒，这是朝廷中仅次于宰相的高位。这一任命表明，经过多年的观察和考验，李治终于认可了李勣的忠诚，决定重新启用这位老将。

李治对李勣的态度变化，不仅反映了一个新君主对权力的敏感，也体现了封建社会中君臣关系的复杂性。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和功劳固然重要，但忠诚和服从更为关键。李治作为一个刚刚即位的皇帝，在对待李勣这样的能臣猛将时，不得不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以确保自己的统治稳固。

武则天执政时期，李勣的地位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

从初期的重用到后期的疏远，再到最终的平反，这一过程既反映了武则天的统治策略，也体现了李勣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处世之道。

在武则天刚开始执掌朝政时，她对李勣采取了重用的态度。显庆五年（660年），武则天以皇后身份临朝听政，她立即任命李勣为左武卫大将军，负责统领禁军。这一任命不仅是对李勣军事才能的肯定，更是武则天为巩固自己权力而采取的策略性举措。

李勣在这一时期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他明白武则天对权力的渴望，因此始终保持低调，恪尽职守。在朝廷中的各种争斗中，李勣始终保持中立，既不参与反对武则天的阵营，也不过分依附于她。这种明智的做法使他在武则天初期执政时期得以保全自身，并继续在朝廷中发挥作用。

然而，随着武则天权力的不断巩固，她对李勣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龙朔元年（661年），武则天以整顿军制为名，将李勣调离禁军，任命他为右武卫大将军。这一调动表面上是正常的人事变动，实则是武则天开始削弱李勣权力的开始。

武则天对李勣态度的转变，与她逐步确立自己统治地位的过程密切相关。随着她在朝中势力的增强，那些曾经辅佐过李世民和李治的老臣，包括李勣在内，都逐渐被视为潜在的威胁。

乾封元年（666年），武则天再次对李勣进行人事调整，将他调任为太子太傅。这一任命看似是对李勣的尊崇，实则是将他彻底调离军权。从此，李勣不再掌握实际的军政大权，而是成为一个名义上的太子师傅。

然而，李勣并未因此而心生怨恨。相反，他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主动淡出朝廷核心圈，专注于太子的教育工作。这种识时务的态度，使他在武则天日益严厉的统治下得以保全自身。

总章元年（668年），高句丽战争爆发。面对这一重大军事挑战，武则天不得不再次启用李勣。她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全权负责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这一决定显示了武则天在国家安全面前的务实态度，也体现了她对李勣军事才能的认可。

李勣在这次战役中再次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与李世勣、薛仁贵等将领配合，成功攻破平壤，彻底瓦解了高句丽政权。这次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在东北亚的霸主地位，也再次提高了李勣在军中的威望。

然而，这次胜利并未改变武则天对李勣的态度。相反，李勣的功勋反而加深了武则天的忌惮。咸亨元年（670年），武则天以论功行赏为名，将李勣调回长安，任命他为太尉。这一任命表面上是对李勣功劳的嘉奖，实际上却是将其彻底调离军事权力中心。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李勣逐渐淡出了朝廷的核心圈。他很少参与重大政事，而是专注于自己的太尉职责。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使他在武则天日益严厉的统治下得以保全自身。

然而，李勣最终还是难逃武则天的猜忌。载初元年（689年），武则天以李勣与反对她的势力有联系为由，将其贬为汝州刺史。这一打击对已年过七旬的李勣来说无疑是沉重的。

但是，李勣的命运并未就此终结。证圣元年（695年），已经建立周朝的武则天突然宣布平反李勣，恢复其太尉之职。这一决定的背后，既有武则天为显示宽仁的考虑，也有对李勣才能的再次肯定。

武则天执政时期对李勣态度的变化，反映了她作为一个女性统治者在巩固权力过程中的复杂心理。她既需要李勣这样的能臣来维护国家安全，又担心他们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统治。这种矛盾心理导致她在对待李勣时常常摇摆不定，最终采取了一种既利用又防范的策略。

李勣的一生，堪称是唐朝军政历史上的一部传奇

从贞观初年到武周时期，他经历了四朝帝王，为唐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功绩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还涵盖了政治、外交等多个领域。

在军事方面，李勣的成就最为卓著。贞观四年（630年），李勣参与了对东突厥的讨伐战。在这次战役中，他率领部队深入敌境，攻克了东突厥的重要城池，为最终击败东突厥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胜利不仅消除了唐朝北方的重大威胁，还为唐朝在中亚地区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贞观十九年（645年），李勣再次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在对高句丽的征讨中，他率领水陆联合作战的唐军，攻克了高句丽的重要城池安市城。这次战役虽然最终因后勤问题而中止，但李勣的指挥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巧妙地利用地形，采取水陆并进的策略，成功突破了高句丽的防线。

李勣最辉煌的军事成就当属平定高句丽之战。总章元年（668年），李勣以七十岁高龄再次出征，担任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在这次战役中，他与李世勣、薛仁贵等将领密切配合，采取多路进攻的策略，最终攻破平壤，彻底瓦解了高句丽政权。这次胜利不仅巩固了唐朝在东北亚的霸主地位，还为后来的渤海国建立创造了条件。

在政治方面，李勣同样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在担任宰相期间，积极参与朝政，为唐朝的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上，李勣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主张采取怀柔政策，通过和亲、册封等方式来安抚周边民族，有效地维护了唐朝的边疆稳定。

李勣在外交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多次参与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为唐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改善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处理与吐蕃的关系时，李勣表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技巧。他主张通过和亲来缓解与吐蕃的矛盾，这一建议最终被朝廷采纳，成功地维护了西部边疆的稳定。

除了军政外交方面的贡献，李勣在文化方面也有所建树。他虽然不以文才著称，但对文化事业非常重视。在担任太子太傅期间，他积极参与太子的教育工作，为培养未来的君主做出了贡献。同时，他也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曾多次向朝廷建议重视教育，提拔人才。

李勣的一生，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波，但他始终保持了对国家的忠诚。即使在武则天执政时期，遭受打击被贬为地方官，他依然没有怨言，继续为国家效力。这种忠诚和坚韧的品格，赢得了后人的普遍尊重。

对李勣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有人赞誉他忠心耿耿，军事才能卓著；也有人批评他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表现软弱，缺乏气节。但不可否认的是，李勣的一生为唐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评价李勣说："勣虽居将相之位，而能以谦退自处，不骄不伐，可谓难能可贵。"这一评价充分肯定了李勣的为人和品格。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对李勣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李勣"智勇兼备，忠诚可嘉"，是唐朝难得的良将和能臣。

然而，也有一些史家对李勣在武则天时期的表现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李勣在面对武则天的专权时表现得过于软弱，没有像一些忠臣那样坚持正义，甚至有阿谀奉承之嫌。

总的来说，李勣的一生功过参半，但其功绩无疑是大于过失的。他在军事上的卓越才能，在政治上的稳重老练，以及对国家的忠诚，都是后人评价他时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李勣的一生，不仅为唐朝的强盛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