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论语》：古人的智慧照亮生活之路！

《论语》这部千古传世之作，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孔子深邃的思想与卓越言行，同时也折射出早期儒家思想熠熠生辉的璀璨光辉。通过它，我们能够窥见孔子和早期儒者们对自然的独特观察、对社会道德的崇高追求，以及在教育、艺术等领域的卓越主张。它仿佛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代智慧的大门。

孔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智慧，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尽收眼底。他洞察人心，深刻理解人性的善恶，以独到的视角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多样。在为人处世、治国安邦方面，孔子更是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他的政治智慧与生存智慧，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迷茫中找到了方向。

通过《论语》的洗礼，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孔子和早期儒者们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能够领略到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他们的智慧与思想，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人类文明的瑰宝之中，熠熠生辉，永放光芒。

一、

孔子在一次授课时问弟子曾参说：“我的整个学说有一以贯之的中心概念，你能理解吗？”曾参说：“我完全能够理解。”孔子出去之后，同学们都问曾参说：“这个中心概念是什么呢？”曾参说：“老夫子之道，就是‘忠恕’二字。”

在曾参看来，孔子的全部思想用“忠恕”二字就可以加以概括。“忠”、“恕”是分开的。首先说忠。在整部《论语》中，“忠”出现的次数频繁，可见孔子十分重视“忠”这个道德规范。在孔子的学说中，“忠”含有尽心竭力、无私、诚实等意义。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它是指自己内心中一种真诚地对人对事的态度，以及由此去诚实地为他人谋事做事的行为，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范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主要包括有君臣之间、个人对国家、民族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在个人和个人之间，任何人都希望对方对自己诚实，人人都希望他人为自己尽心竭力地去做每一件事情，喜欢跟无私的人联系。因此可以说，忠是一种符合人的本性的行为。只有相互之间以“忠”用事，才能相互信任、关系融洽，才能构成理想的社会关系。

“忠”除了规范一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之外，还规范着上下级之间、个人对国家民族之间的道德关系。鲁国君主定公曾经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各应该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就是说，君应该依照礼法来使用臣子，臣下则应该忠心侍奉君主。这里的“忠”主要是指臣下对君主，下属对上司要尽心竭力服务的道德关系。楚国的令尹子文三次做令尹的官，不显高兴的神情；三次被罢免，也不怨恨。而且在每一次交代时，一定把自己的一切政令全部告诉接位的人。孔子认为子文算得上忠。这里说的“忠”是指子文对国家民族和最高统治者的忠心。

如己之心，如人之心是为“恕”。和“忠”一样，“恕”是孔子“仁”的又一方面的内容。“忠”和“恕”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的区别是：“忠”是在自己内心中一种对人对事的真诚态度，以及由此态度去诚实地为他人谋事做事的行为。“恕”则是以自己的仁爱之心，去推度别人的心，从而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和谅解别人不周或不妥之处。儒家关于“恕”的内涵包括诸多方面。孔子的学生仲弓问怎样实行仁德，孔子回答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施诸己而不愿，亦无施于人”。就是说，你自己所厌恶的东西，就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

如果人人都自觉地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就不会有怨恨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社会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这是一方面。孔子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所希望的，所欲求的，所要达到的某个目标，也要让别人去追求和实现，所欲与之，这是恕道的另一方面。另外，要经常保持推己以度他人他物，使人人的行为都符乎于恕道。即不要把自己所厌恶的事情，强加给别人。作为一个有道德人，应时时刻刻严于律己。应该先具备美德，然后才要求别人也具备；自己没有恶习，然后才能批评别人；自己心中没有“恕道”，却要要求别人实行“恕道”，这是不可能的。

可见，儒家的“恕道”是将心比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己度人，推己及人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利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谅解。如果人人都懂得这个“恕道”的价值，并且实行它，就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可以化解人与人之间的某些不必要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变得更加和谐。所以，“恕道”也是“可以终身行之”的一种道德规范。

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忠恕之道毫无疑问地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欢迎和吹捧。依照孔子的观点，在最高统治者礼遇臣下的情况下，臣下对命定的统治者尽“忠”是无可置疑的责任和义务。“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这是说拿了君上的俸禄，就要尽心尽职地为君上服务，帮助他维护统治地位。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为君上着想。君上的任何命令，包括诛族、砍头都应该服从，这是最为基本的尽忠要求。而所谓的“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更简单而直接地反映了这一思想最为核心的方面。自古以来，无数人为了对国家尽忠、对君上尽忠，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尽管自己尽忠的对象或者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失去恩遇他们的能力，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更加凸显前朝遗臣的尽忠之心。

比如，最早有商朝遗臣伯夷、叔齐，尽管早在商朝时就已经隐居，可以说没有得到商君和国家的多少好处，但商朝灭亡之后，却不食周粟，只在首阳山里采薇而食，并最终饿死在山中。南宋有文天祥“一片丹心照汗青”，被捕后誓死不降元朝，最后从容引颈就义，更是成为历代忠臣的楷模。明朝史可法在扬州抵抗清军，弹尽粮绝，却誓死不降，终于壮烈牺牲。这类事迹多得不胜枚举。总之，忠诚已经成为为人臣者必备的素质之一，成为衡量其品格高下的标竿，能够驱使人们即使为本朝献身也在所不惜，既然如此，统治者还有什么理由不加以提倡呢？

“恕”则为臣下侍奉最高统治者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按照他们的想法和需要，设身处地地去为他们服务；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凡是自己所厌恶的，也不能带给最高统治者。否则，就是有失“忠恕”之道。这种事君方法自然会得到君主的欢迎。战国时期，齐国国相邹忌身高八尺多，是一个美男子。妻子、妾和他的客人都说他比城北的另一美男子徐公更美，但徐公来到邹忌家，邹忌觉得自己和他相差太远。晚上躺在床上反复考虑这件事，第二天就上朝去见齐威王，说：“我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怕我，我的客人有事想求我，都认为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的国土方圆一千多里，城池有一百二十座，王后、王妃和国君身边的近臣没有谁不偏爱大王的，朝廷上的臣子没有谁不害怕大王的，全国的人没有不想求得大王的恩遇，由此看来，您受的蒙蔽非常厉害。”

齐威王是个明君，他当即就下了一道命令，设奖鼓励那些进言规劝自己施政得失的人。命令刚下达，许多大臣都来进言规劝，宫门口和院子里像热闹的集市；几个月后，偶尔才有人进言规劝；一年以后，有人即使想规劝，也没有什么说的了。燕国、赵国、韩国、魏国听说了这件事，都向齐国朝拜。邹忌以己之心度齐王执政的情况，以自己的境况想到为齐王分忧解愁，能够对统治者施政有很大的作用，这种大臣，怎能不受君主欢迎？同样的，唐代魏徵在向太宗进谏时，也都表明自己是从皇帝的利益加以考虑才这么做的。这种晓之以理、设身处地的方法使得太宗能够毫不犹豫地接受魏徵的建议，即使有时候被魏徵冒犯也不以为忤。历史上像邹忌和魏徵一样的众多臣属之所以能够得到君王的信任，都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尽职尽忠，一方面采用推己及人，或推人及己的事君方法，因此才深得君主的欢心。

臣事君是古代等级制度最高层的制度，而从事君加以推广，在处理官场关系和其他社会伦理关系的时候，忠恕之道的使用也同样会使人人尽忠事上，安分守己，宽以待人，从而整个社会秩序井然，一片和谐。这样，整个等级制度因为忠恕之道的运用，变得更加稳固。这种情况的出现，自然也是统治者们乐意看到的。当然，孔子的忠恕之道在后世成为受统治者欢迎的统治学说，可能出乎孔子的意外，但是回过头来看，忠恕之道是从人性出发，其本质是契合人性的。

在整个人生过程中，忠恕的运用可以说无所不在：对人，忠于自己的理想信念，同时顾及他人的感受；对家，忠于自己的家庭，对家庭关爱，对家庭负责；对朋友则忠心、守诺、诚恳、负责、大度；对事业，克尽职守，达己达人；对国家、民族则为国争光，为国尽忠。能够在这些领域都做到“忠恕”，以自己作为尺度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来衡量别人和自己。那么，客观上就可以受到他人的尊敬和爱戴，自己也能从中得到成就感，这样，人就达到了一个至高的境界。

二、

人是复杂的社会性动物。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矛盾和冲突往往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和统治秩序的不稳定。儒家作为后世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正统，其本质上的任务就是用一些固定的伦理法则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和谐、稳定、有序的状态。

比如，俗话说，人心隔肚皮，任何人都不知道别人所说的话是不是发自他的内心，因而不知道是否值得相信；人们也不知道某人所做出的承诺，他在日后是否会去履行。这是信任的问题。被人信任，只有自己诚信，讲究信用。信用问题，也正是孔子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

孔子从伦理角度理解“信用”问题，指的是“信守诺言”的一种道德品质。信用作为一种基本道德准则，是指人们在日常交往中应当诚实无欺、遵守诺言的行为准则。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讲的“诚信”、“可信”、“讲信用”、“一诺千金”、“答应的事一定办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实际上反映的就是这个层面的意思。“信”，从“人”，从“言”，言如其人，言行一致，引申为诚实，讲信用，不虚伪。“信”既是儒家实现“仁”这个道德原则的重要条件之一，又是其道德修养的内容之一。

从这个层面来看信用，它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个社会只有讲信用，才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信任结构”，而这个信任结构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相互信任同服从、仁爱、友谊和交谈一样，是把一国人民联系和维系在一起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人们之间相互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会瓦解。可以说没有一个社会不强调与褒奖伦理层面的守信的道德。孔子及其弟子提出“信”，就是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定互守信用，借以调整统治阶级之间、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儒家把“信”作为立国、治国的根本。而“无信不立”，也正是我国传统道德的核心。

一个人失去信用就意味着与之交往的人将面临不可预测的道德风险，这样势必会打破和他人的和谐关系，甚至触怒他人，从而给自己带来麻烦。春秋末期，陶朱公范蠡的次子获罪被囚在楚国，范蠡计划用金钱保全儿子的性命，于是让大儿子去办这件事情。范蠡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以前的朋友庄生，并且嘱咐他，一到楚国，就把信和钱交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长子到了楚国后，按照父亲的安排拜访了庄生。可是，他发现父亲的这个朋友家徒四壁，院内杂草丛生，一点也不像达官显贵，因此很怀疑庄生的办事能力。不过由于刚到楚国，人生地不熟，他只好把信和钱交给了庄生。庄生收下钱和信之后，要他赶快离开，并且说即使他弟弟出来了，也不要问其中的原因。长子虽然口头答应，但是他心存疑虑，因此并没有离开，而是接着去贿赂其他权贵。

庄生求见楚王，说近来星宿来犯，于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弭灾祸。楚王于是决定大赦。范蠡的儿子当然也在释放之列。长子听说后，认为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把钱财送给庄生了，于是又去找庄生，把钱要了回来。心中还洋洋得意，以为又省了钱又办了事。不料庄生觉得被一个小子欺骗了，极为恼怒，于是又去见楚王说：“听说陶朱公的儿子在我国犯罪被囚，现在人们都在议论，说我们大赦是因为陶朱公拿钱财贿赂大臣的缘故，这对您的名声不利啊！”于是楚王就决定先杀了陶朱公的儿子，再施行大赦。

陶朱公的长子只得抱着弟弟的尸骨回家。陶朱公集成功的商人、杰出的政治家、洞察世事的智者等身份于一身，但是他的长子似乎没有继承其父的这些优良品质。相反，他为蝇头小利而违背陶朱公的安排，见利忘信，出尔反尔，看起来很聪明，实际上却损失巨大。失信于人的结局，是害死了原本不会死的小弟。

相反，一个信守诺言，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则往往会取得成功。春秋时期，晋文公围攻原，在围攻之前，晋文公让军队准备三天的粮食，并宣布说，如果三天内攻不下城，就要退兵。不料三天过去了，原的守军仍然不投降，晋文公便命令撤退。这时，从城里逃出来的人说：“城里的人再过一天就要投降啦！”晋文公旁边的人也劝告晋文公说，要他再坚持一天。而晋文公说：“信义，是一个国家的财富，是保护百姓的法宝。得到了原，但是却失去了信义，我们以后还能向百姓承诺什么呢？我可不愿意做这种得不偿失的蠢事。”于是退兵。晋军退兵后，原的守军和百姓认为晋文公是个讲究信义的人，于是大开城门，向晋军投降。这样，晋文公凭着信义，却获得了不战而胜的结果。

行为举止不定、出尔反尔会给人们带来不利的后果，重视诺言会给自己增加威信，带来意外的收获，看到了这些利害关系的人，自然就会重视信用问题。因此可以说，将信用作为自己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是历史上大多数人士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重信的表现，一是三思而后言，特别看重许诺。轻易许诺，不仅会给自己带来不守信的声誉，而且会给别人带来伤害，招致更多的麻烦。形势是时刻都在变化的，此时看来简单的诺言，也许以后实行起来就会十分困难。因此，在许下诺言之前，还必须对客观情况作深入和细致的分析了解。汉灵帝末年，天下大乱，华歆和王朗曾经一同乘船逃难。路上遇到一人要搭船，华歆很是为难，王朗说：“大度一些吧！搭搭船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后来强盗追来，王朗想把搭船的人扔掉，华歆说：“我刚才之所以犹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既然我们已经接纳了他，又怎能在危难之际又抛弃他呢？”王朗和华歆，一个轻易许诺，又轻易背弃；一个重视许诺，不轻易背弃诺言，因此当时世人就以这一点来评论他们境界的高低。

信守诺言是人的美德。地位高了的人，往往容易为所欲为，不把部下放在眼里，在属下面前信口开河，轻易许诺的结果，往往是导致属下的不满。但那些信守诺言的人却正好相反，他们一旦许下诺言，即使实行起来很困难，也要努力去实现它。三国时代，诸葛亮曾在祁山布阵和魏军作战。长期的拉锯战，使得蜀国士兵疲惫不堪，诸葛亮为了休养兵力，安排每次让五分之一的士兵返回国内。战争到后面，变得越来越激烈，一些将领担心己方兵力不足，于是建议诸葛亮把将这次返乡的士兵延缓一个月遣送，以保证兵力充足。诸葛亮却说：“我带兵打仗的原则是，凡是和部下约好的事情，就必定要遵守。”于是，依然如期遣返。士兵们听说后，十分感动，纷纷自动返回战场，英勇作战，结果打得魏军大败。诸葛亮重视自己的信义，一言既出，必定遵从，能够使士兵们觉得自己被尊重，进而愿意为他出力。

“言必信，行必果”只是一种原则性的期望，但是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超越某个人能力的，因此总有一些诺言难以实现。万一诺言的确无法实现，就要及时征得谅解，而征得谅解的姿态也很重要。战国时期，魏文侯出去狩猎，回来时和狩猎的官员约好下一个狩猎时间。不料到了那天，天公不作美，一大早就风雨交加，狩猎无法进行。魏文侯就亲自冒雨去告诉狩猎的官员。自此以后，魏文侯一言既出，臣下便坚信不疑，使他的威望日益提高。

孔子说：“诚信乃是安身立命之本。”那些以诚信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把信守诺言作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使其变成自己人格魅力的一部分，进而成为迈向成功的巨大资本和财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资本和财富，理论上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而至于是否能够创造出来，就看各人自己的修为了。

三、

在孔子的著作中，“君子”和“小人”这两种角色的人始终尖锐地对立着，反映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品性。君子固有君子的品质，小人也有小人的特征。君子的行为往往是孔子主张的具体体现，而小人则完全相反。近君子，远小人，是孔子的一贯的主张。而识别小人的重要方法在于观察，至于观察的方法，就是观察他做的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去做，以及这样做的动机。

孔子崇尚质朴，强调言行一致，力戒花言巧语，品行不端。这同时也是君子和小人的重要区别。孔子认为，那些花言巧语者所说出的“巧言”常常是背离了本心而造作出来的语言，表现出来的伪善面貌，实际上也常常与其本质不合。小人之所以使用花言巧语，是因为他们想用它来遮掩自己不端的品行。在某种程度上，小人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花言巧语，因为在孔子看来，君子是不屑于使用这些雕虫小技的。不过，对君子而言，应该对花言巧语和讨好别人的人有所提防，以免被其假象所迷惑。而要看一个人是否是小人，最好是透过他的花言巧语，看他的具体行动。

孔子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的这个结论与历史事实十分吻合。可以说，花言巧语、表里不一是小人们共同的特点。而在历史上，小人当道的情况并不少见，其原因在于小人的阴险嘴脸往往藏于花言巧语之下，很难被人识破。李义府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的大臣，曾经官至右相，可谓位极人臣，权倾一时。但是根据史书记载，这位当朝宰相并不是一位谦谦君子，而是孔子所说的小人。他看上去温和恭谦，和人说话时，也往往微笑平和，也常常恭维他人，但实际上却阴险诡诈。在他当权时，排斥异己，对那些稍与自己的政见不合者都进行倾害和诬陷。当时人们都说李义府笑中带刀，由于他表面上柔和，背地里害人，因此人们称之为“李猫”。

李义府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很为百官所痛恨。但是皇帝却始终被蒙在鼓里，还以为他是谦谦君子。李义府之后的李林甫更是一位花言巧语、“口蜜腹剑”的高手，迎合玄宗的意旨自然不用说，他还尽力谄媚结交玄宗亲信的宦官和妃子。就是和一般人接触，李林甫也总是在外貌上表现出和人很友好，非常合作，尽说好听的、善意的话。可是实际上，他的性情和他的表面态度完全相反，常常使坏主意来害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众人，尤其是皇帝都被他所欺骗，他也一直在朝中做了19年的官。

隋炀帝杨广的例子也颇具代表性。杨广本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按照古代嫡长子继承帝位的传统，杨广本不应做皇帝。但他是个野心家，常常假意装正经，沽名钓誉，阴谋夺取皇位。隋文帝本人十分简朴，杨广就投其所好。杨广擅长弄虚作假，而且道貌岸然。一次，隋文帝到杨广住处，看见乐器的弦多数都断了，又落满灰尘，看起来长期不用，于是认为杨广不好歌舞女伎，对他颇为赞赏。

当然，从以后的历史来看，杨广并非不爱这些东西，而是做个样子给父皇看。杨广曾经参观狩猎，遇到大雨，左右侍臣进献油衣遮雨，被他拒绝，他说要和士兵一起淋雨。独孤皇后生前忌恨妃妾，隋文帝也不曾另取妃妾。皇太子杨勇内宫里有许多宠爱的妾，因此隋文帝和孤独皇后都不喜欢他。而杨广对妾生的儿子，一概不抚养，表示自己不宠爱妾，以此讨好独孤皇后。对于掌权的大臣，杨广也以一种平易近人的姿态竭力交往。宫中奴仆来往于杨广家中的，无不称赞杨广仁义孝顺。他又常常私自进入宫中，和独孤皇后密谋策划，大臣杨素等人又从旁煽动，隋文帝终于废掉杨勇，立杨广为太子。

实际上，隋文帝和众大臣眼中的，只是一个伪装的杨广。在隋文帝病危期间，杨广看到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就开始控制不住，纵情淫乐，暴露出残暴、腐朽的本性。当上皇帝之后，杨广更是成为历史上暴君的前几位，隋朝也在他手中短命而亡。继承人的选取是古代的大事，皇帝选择继承人的眼光也成为评价其英明与否的重要标准。史书评价隋文帝“好为小数，不识大体”，意思是他喜欢在一些小事上下功夫，但是没有什么大略，这一点多少在废杨勇、立杨广的选拔上体现出来。在客观上的确如此。不过，杨广当时以伪善的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骗过了当时几乎所有人，没有人知道他表里不一，其本性如此刻毒阴险，这种伪装术自然也很难被杨坚发现。

毫无疑问，李义府、李林甫和杨广是口头花言巧语、实际品行不端的小人。如果唐玄宗、隋文帝这些皇帝，或者其他被甜言蜜语都蒙蔽的人能够谨记孔子警惕花言巧语的劝告，那么完全可能出现另外一番局面。但虚荣之心是人性的弱点，对那些位高权重者就更是如此，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就可以说把听人吹捧、受人恭维当做自己的一种爱好了。既然身居高位，一旦被人所蒙蔽，就势必会造成许多不利于国家和百姓的消极影响来。

这样的例子，除了唐朝的那几位皇帝和隋文帝之外，为数之多，可以说是不可胜计。因此，孔子着重提出要统治者们注意亲贤臣、远小人，而在他几百年后的诸葛亮，在出兵北伐之前，也在《出师表》中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这样做，并且还给他指出了当朝群臣哪些人可以一用。不过可惜的是，阿斗毕竟是扶不起来的，蜀汉也最终亡于奸臣阎宇与黄皓之手。

从孔子透过花言巧语去看人的本性这一套理论出发，可以延伸出更广的定义，那就是透过人的一些行为，去看其本心。人是复杂的动物，花言巧语只是人的掩饰手段的一种。历史上有很多人善于看穿别人的心思，可以算是实行孔子看人思想的楷模。公元前188年八月，24岁的汉惠帝驾崩。在祭奠汉惠帝的时候，众大臣和吕后都聚在惠帝灵柩之前痛哭失声。但吕后的哭却与众不同，她的声音特别高，而且没有眼泪。在祭奠结束后，众大臣都很纳闷，就连深谋远虑的丞相陈平也猜不透吕后的心思。张良的儿子张辟强时任侍中一职，他当时才15岁，也在祭奠的人群中。他看穿了吕后的心思，散朝之后，就对陈平说：“惠帝早逝，身后无成年儿子接续大统，因此吕后对元勋大臣们颇有疑惧。她心里惦记着江山的稳固，又怎么能哭得安心呢？”

陈平接着询问对策。张辟强说：“吕后担心的是兵权，因此丞相不妨向吕后推荐，让她的侄子吕台、吕产、吕禄为大将，掌握皇宫的军队。”陈平深以为然，于是就按照张辟强的意见向吕后上了一道奏疏。果然，吕后当即批准，而在再次祭奠惠帝时，吕后果然悲痛欲绝，泪如泉涌。15岁的张辟强能够从哭声中看穿吕后的心思，可以说有过人的精明和智慧。实际上，一旦掌握了看穿人心的智慧，就能够知道一般人不知道的事物，能够预断普通人无法断定的事情。因此，既能用它来躲避灾祸，也能用来获取利益，成就名声。

四、

明太祖朱元璋在生前很想把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朱棣扶上太子之位，但是依照历代君王的传位传统，他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当朱元璋提出自己的想法后，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即便是在太子死了之后，皇帝之位也只能由太子之子来继承，因此，朱元璋死后，他的第一位皇太孙继承了皇位，是为建文帝。而对于想要当皇帝的朱棣来说，困难不仅在于打败他侄子皇帝的军队，还在于名分问题。朱棣解决名分问题的方法，颇值得研究。

在古代，血缘关系在继承问题上往往是最有说服力的，因此，朱棣从起兵之初就宣称自己是明太祖元配马皇后的亲生儿子，是国家至亲。朱棣因为这一点而理直气壮，在攻入南京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的嫡子地位，报答马皇后的养育之恩，他斥巨资修建了大报恩寺，不过在寺内正殿中供奉的是他的生母䂵妃。

朱棣当然不能承认自己起兵的目的是篡逆。朱元璋先前将诸子分封为藩王，晚年曾经亲制《皇明祖训》，规定新天子即位后，如果朝中没有忠臣、正臣，那么这些亲王可以起兵勤王。这些规定给诸王举兵对抗中央提供了理由和根据。所以，朱棣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奉天靖难”，也就是说，他此行的目的是帮助皇帝讨伐奸臣，就是“清君侧”。紧接着，他给建文帝上了一道表文，宣布协助建文帝削藩的齐泰、黄子澄等人包藏祸心，离间皇帝和诸王，所以他不得已起兵讨之，还希望皇帝批准。在起兵后不久，他又再一次发布长篇文告，列举建文帝君臣的错误和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包括太祖去世病因不明，入殓仓促，令人怀疑；建文帝即位不久后就修改皇宫布局，明显有违“三年无改”的祖训等，这些责难很明显是直接指向建文帝的。这样，他就成了坚决拥护太祖的大忠大义之人，而建文帝则罪恶滔天，不容不讨。

即使在打败建文帝之后，朱棣仍继续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己篡逆行为的正当性。既然当初他宣布自己是为皇帝“靖难”，那么在杀了“奸臣”之后，他就没有足够正当性来取代建文帝。即便建文帝有一些“有违祖制”的行为，但他毕竟是名正言顺的皇帝，不能轻易换掉。所以，攻入南京之后，他并不急着去见皇帝，而是派人去围困。在围困了一段时间之后，让朱棣惊喜的“意外”发生了：士兵们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建文帝。朱棣得到消息后，在灰烬中找到了一具颇像女尸的尸体，并把“她”认做建文帝，并装作十分沉痛地对着“她”说：“我此来只是为了辅佐你向善，你怎么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情来呢？”

朱棣玩弄名分的手段，不可谓不十分娴熟。问题在于，既然朱棣完全拥有强大的实力来取胜，为什么还要借助名分的力量？这是因为，在以儒家作为统治思想的古代，名分问题是所有人必须注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孔子当年带弟子周游列国，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打算请他做官，弟子子路问孔子打算先做什么。孔子说：“必须是先正名分。”子路表示质疑说：“老师这么做是不是太迂腐了？有这样治理国家的吗？”孔子于是回答说：“名不顺则言不顺。真正的君子确定名分一定可以说出来，说出来就一定行得通。真正的君子从来不行苟且之事。”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为政和管理的层次和秩序，表示为政首先要有名分，然后才能稳打稳扎，开展工作。无名无分或者有名无实，说出来的话就没有人听，这样事情就办不成了。相反，如果名分正，而且有名有实，事情就可以办成了。

名正言顺是孔子周游列国后由衷的感慨，现在也已经成为了我们使用的成语。在孔子看来，客观存在的种种事物都应当与他们名字的本来含义相互一致。而在社会关系中，每一个名字、每一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也一定包含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与义务。为了使事物做到与它们名字的含义，即其本质相一致，就应当努力完成责任与义务。在等级制度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要求人们按照各自的身份行动，符合自己的对应的身份。一个国君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想国君应有的品质，即“为君之道”。若一个君王按照“为君之道”行事，他就不仅有君的“名”，也有君的“实”，成为名实一致。同样的，其他的不同身份也要做与自己相称的事情。朱棣对名分问题的重视，正是他的清醒之处。身为人臣，他发动叛乱，无疑是典型的乱臣贼子，大逆不道之至，人人得而诛之。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加需要名分道义的支持。力量以名分为前提，名分以力量为基础，名分和力量相互结合，这样就能够尽可能地壮大自己，减少起兵的障碍。

名正言顺的本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这是毫无疑问的。统治者重视名分问题，是为自己的统治得到更广大认同，从而使其更加巩固。既然在名分上的君主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家服从的对象，臣事君也是名分上规定的事情，整个国家都处于各自的名分之中，一片秩序井然，君主们自然乐于接受。不过，尽管名分问题十分严格，等级制度森严，其操作性却是很强。

比如，在君的名分上说，君有君道，他应该去做符合自己名分的事情；君以礼待臣，是臣事君一个重要条件；如果君主无道，残酷暴虐，那么他所为不符合君道，因此也就失去了做君主的正当性，以某位臣下代之是为道义所允许的，因此也是名正言顺的。朱棣诘问建文帝所为有不合祖制和君道之处，对建文帝身居帝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提高自己的名分，尽管理由很牵强，手段很阴险，但也正说明了名分问题的可操作性。而另一方面，名正言顺在一定程度上对各个阶层人物的行为有所约束，使其不能越矩欺诈名分地位在他们之下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平等也就受到了大家的共同承认。

由于人们对于名分问题的重视和承认，因此，在权术的争夺过程中，名分问题往往得到重视，权术家做任何事情，都力求能够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即使不会失败，也会有不少消极的影响。在古代，权臣篡位可以说屡见不鲜。这些篡位的权臣，与旧君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无法取得封建法统认同的合法继承权，可以说名不正言不顺。面对这种情况，有人执意为之，如朱温就直接杀掉唐代君主自立，但是这种做法，往往会遭到反抗，更会给其他觊觎君位的人制造借口。而占据河东的李克用却聪明很多，他仍用唐“天祐 ”年号，以唐朝晋王的身份，以复兴唐朝为名与梁争雄。后来李存勖灭掉了朱温建立的后梁，可以说在名分上有一定的优势。

尽管天下自古以来都是“兵强马壮者得之”，但那些既想荣登帝位，又不想落下“篡夺”恶名的人，则会采取较为聪明的手段，来逼君“禅让”。禅让是正统皇帝的主动退位，这表明被禅让者才是更加有资格居帝位的人，这就给权臣们制造了台阶。尽管最终历史会真相大白，但是毕竟这种做法比强取豪夺更得人心，也为自己的统治地位找到了法理根据。唐高祖李渊在称帝之前，曾经发布檄文，宣布取消隋炀帝的帝位，但他不立自己，却还立代王杨侑为帝，这样做，在起义军遍地开花的当时，为他赢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良好效果，为征服其他力量提供了道义上的帮助。等一切条件成熟以后，李渊才统帅大军，直取长安，逼迫杨侑写下禅让的诏书，这才宣布自己顺应天命，名正言顺地建立唐王朝。赵匡胤当时手握后周兵权，想要取代后周可以说易如反掌，但是他却上演了“陈桥兵变”的桥段，制造了整个军中都拥戴其称帝的假象；披上黄袍的赵匡胤也并不马上取代后周，而是让小皇帝“主动禅让”，这样，一切名正言顺，江山顺理成章地改了姓。

五、

在治国方略上，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曾有过一场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大争论。其中对峙最为尖锐的是儒、法两家。儒家主张“为政以德”，即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根本。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依靠政令、刑罚来治国，可以使百姓出于畏惧而免于犯罪，但不能使人有知耻之心；依靠道德教化来治国，才能使百姓知耻，自觉走上正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孔子强调对人民应予以教化，反对“不教而杀”，把不事先用德礼教化老百姓、等到他们犯了罪就严加刑杀的做法看成是最大的“虐政”。他认为，用德礼比用政刑好，政刑只能一时地禁人为非，而德礼可以使人懂得是非，自觉地不犯罪。而法家的主张则与儒家针锋相对。韩非认为，不能指望人们会自觉从善；而依靠酷法、权术和威势使人不为非作歹，则可以统一人们的行动，所以结论是“不务德而务法”。在韩非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必然之道”。

儒法相争的结果，儒家学说被当时的当政者认为迂腐，因此几乎完全不被采用，而法家的主张则在一些国家得到推行，并起了积极的作用。秦孝公用商鞅而使秦由弱变强；秦始皇用李斯、韩非而战胜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秦朝。可是好景不长，秦王朝二世而亡。汉初君臣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总结历史教训，得出结论，认为秦的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于是重新认识了用刑治国的缺陷，于是回到了儒家治国的道路上来。自此以后，在两千年的历史里，统治者都施行的是儒家的一套治国方略。

从现在的观点看，儒家和法家所谈论的德刑关系，实质上就是道德与法制的关系。道德与法制，一直是维系社会安定的两个支柱。它们各有特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概括起来，德刑问题的争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对德与刑不同功能、特点的认识；二是对德与刑二者关系的认识。对于道德与法的功能、特点，孔子用“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来概括：教化是防患于未然，而刑罚则是在犯罪以后加以惩罚。教化是治“心”，刑罚是治“行”，由于行为是由思想支配的，所以杜绝犯罪的根本是要从教化百姓的思想为本。刑罚要以教化为基础，只靠刑罚诛杀，没有教化，用刑再多，坏事也不能禁绝。

用道德加以感化，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准，就可使其自觉地消除犯罪观念。当然教化也非万能，只有教化而没有刑罚，坏人就得不到惩罚。孔子这种不忽视刑罚但更重德的思想，着眼于获取人心，因此能够成为儒家政治统治术。而韩非却只顾及到一方面，而且是犯罪发生后的惩罚方面。两相对比，孔子的主张自然要高明很多。至于韩非的学说能够得到战国时期统治者的青睐，并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自然与当时社会混乱的局面是分不开的。

因此，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为政以德”、“为国以礼”的治国箴言。“德政”是孔子的人生追求，也是他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所谓德政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在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宽刑罚而重教化。经济上惠民就是要使民“足食”。政治上宽民，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不教而杀”的苛政，而积极的方面则在于教化。在治国治民的策略上，孔子首先讲究的是使人心服。使人心服的具体方法很多，孔子主张以德服人。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

就是说，如果统治者用德行来治理国家，那么百姓就会像众星拱卫北极星一样服从他。以德服人者先正其身，再以仁德感化百姓。治理天下以德，那治理者自身首先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以德服人，百姓才会信服。领导者的个人道德修养要达到完满，只有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才能够使被领导者和人民自然而然地信服。同时，“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领导者的道德认知为标准和规范来教化民众，因此，孔子主张“为国以礼”，主张统治者用礼教来教化民众。

孔子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罪犯是可以通过礼教来加以改变的，这就是“以礼去刑”、“以德去刑”。鲁国的人听说孔子将出任鲁国的最高司法官了，所有做坏事的人都畏惧而不敢再犯。一个叫沈犹氏的商人，以前经常是在早晨把羊喂饱足后才上市去卖，现在不敢再这样做了；一个叫公慎氏的人，自己的老婆淫乱却不敢管，现在立即将她休了；而慎溃氏本来是个一贯奢侈浪费、胡作非为的泼皮，听说这件事后吓得赶紧迁徙到境外去了。

这些人都预先改正错误等待着孔子上任，由此可见道德本身的力量。孔子相信，只要有道德高尚的人为政执法，并长期一贯地坚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就必定会使人民互相间感情深厚并务使他们懂得礼义，老百姓相亲相爱了就不会有相互伤害的意念发生，一切行为都能考虑怎样符合礼义，那么奸邪之心就自然会消弥了。能做到这样，当然不是法律所能办到的，也不是用威逼和刑罚所能强迫的，这是礼制教化的结果。

当然，孔子主张“德治”但从不否定刑罚等暴力作用，每当教化无效时，他也主张诉诸刑罚强制力。如“郑国多盗”，统治者出兵镇压，孔子称赞他们的做法，并提出了“宽猛相济”的主张，其中“宽”就是德政、礼法，而“猛”自然就是刑罚。孔子认为，政与刑代表各种制度和规定，是维护小到仅两个人的组织大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的基础。如果缺乏政刑，人们无规可循，或者做好的得不到保护、做坏的反能得到好处，该组织早晚是混乱的。可是如果一味严刑峻法，其结果将是人们“免而无耻”，即只求避免受惩罚而罔顾其它。因此，必须在以道德教化为主要手段的同时，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愚人”辅之以“刑”。在孔子看来，德是根本的，是主要的手段，是体，刑罚是用，是辅助的手段。应该看到，刑罚被孔子放在次要的第二位的地位上，而孔子本人所推崇的理想社会状态，则是一种完全弃刑罚而不用，只依靠道德的力量就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状态。

重德防患于未然，尚礼是教化百姓的手段，而用刑则对已经犯罪的人加以惩罚，因此可以说，重德、尚礼和用刑全面而有重点地解决了治国方略的问题。孔子能够在两千年前就把问题论述得如此精辟，实在是让人惊叹不已。在后世，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对老百姓进行教化，以博取“德政”的美名，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而这些行为客观上产生的人道主义效果，也算是孔子治国思想对历史的一大贡献。而那些不将重点用于“以德服人”的统治者所获得的结果，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孔子思想的正确之处。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在世时所采用的统治政策，在德政方面，他对官僚集团的腐败可谓深恶痛绝，又严格秉持以农为本的思想，提高农民的地位，其本人则在历代君主中算得上是最为节俭的一位了；在教化方面，他也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令地方那个基层普遍设立申明亭和旌善亭，凡境内百姓犯有过失或做善事，就书写公布于亭上，他又诏令民间仿照古制举行乡饮酒礼，弘扬尊老扬善传统。但是这一切，却不是朱元璋统治的重点。他把自己的重点放在了重典用刑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朱元璋时期的严刑酷法超越于以前任何一个朝代。而这种重刑的统治政策所收到的效果是，当时的明朝尽管是开国之初，但全然没有欣欣向荣的局面，全国上下噤若寒蝉，人才百无一二，而贪官污吏还是层出不穷，整个社会很快就要窒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