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基督教在中国乡土的传播路径

佛教进入中国，是来自西土的僧人传播的。这些番僧，学了汉语之后，一般来说走的是上层路线。一上手，不是讲经，而是玩几手魔术，把人唬住，再说佛法，即使讲佛法，也是格义佛学，比照汉人的成说，比如老庄之学，掺和着讲。把皇帝、贵族和部分的士大夫拢住了，佛教也就站住脚了，然后再传到民间。

基督教的进入，景教那点事说不大清，存而不论。明朝耶稣会士们的传播方式，跟西土番僧类似，走的也是上层路线。不同的是，他们扮成西方来的儒者，借助儒的招牌，偷运基督教的私货。可惜，这样的进路，由于罗马教廷的冥顽，因礼仪之争而中断了。基督教的卷土重来，就有了民间和上层两种路线。走上层路线的，主要是通过办报刊，翻译西学书籍和办学校来影响士大夫。最典型的，就是办墨海书局和《万国公报》的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一群新教教士。而另外的一些新教教士和多数天主教教士，则倾向于直接进入民间传教。越是偏远的农村，他们越是乐于去，甚至少数民族的寒苦烟瘴之地，也不放过。

一般来说，传教走上层路线，相对比较容易。除了口头传播，还有文字作为媒介。基督教有自己特别的优势，那就是西方的先进科技。明末利玛窦他们，可以显摆的，还只有三棱镜，到了他们的后辈，可以炫耀的东西可就多了。什么望远镜、显微镜、地球仪、新式快枪、四轮马车……很多士大夫，都是因为喜欢这些“奇技淫巧”，才走近基督教的。尽管如此，基督教上层路线看起来能走得通，还是因为时局的变化，来自西方和学习了西方的日本的压力，把这部分传教士抬成了中国人的老师，可这些拜师的中国人，却未必会信教。走上层路线的传教士，让部分的中国人走向了开明，却未必能让他们归主。

反过来，走民间路线的人，倒是一条相当彻底的福音之路。几十年下来，虽然接受洗礼的中国人，未必个个都明白基督教义，很多人实际上把圣母玛利亚当成了观世音菩萨，而且信教的人数也不算多。但其信仰，却是相当坚定的。在义和团运动中，很多教徒只要踩一下团民们在地上画的十字，以示叛教即可免遭杀戮。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就是不肯，宁愿被剁成肉酱。其悲壮和坚决，绝对不亚于西方历史上任何一个圣徒。所以，后来罗马教廷为这些人封圣，实在是有道理的。

但是，一些异邦人，从长相到言行举止和衣着打扮完全跟当地人不一样的异邦人，是怎样传教，而且站住脚的呢？一位女传教士回忆说，她穿着西式的衣服走进村庄，狗都会从村子的一头叫到另一头，而驴和骡子也会因为害怕而蹦来蹦去，孩子们则尖叫着跑回他们的家里去。西方人的面孔和着装，连家畜都不习惯，跟人的沟通，该有多么的困难，可想而知。即使排除文化上的陌生感和斥异性，绝大多数进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都是半道才学的汉语，就算他们学习语言的天赋高，用这种半吊子汉语，又怎么能说服人信他们的教呢？

显然，这是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

从传教士的回忆和基督教在华的文献上考察，我们发现，传教士的传教，主要是通过这样几种办法。首先是行医。基督教大举入华之时，西医已经成气候了。最早来华的传教士，有很多是传教士医生，即使不是医生，也会带一些药品，对一些常见的疾病，都可以医治。那时的中国人信中医，这没问题。但中医的优劣差异很大，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师门，医术的差距，可以有天壤之别。底层的百姓，经中医医治而没有治好的情况，比比皆是，更何况，有些人根本就看不起病。所以，不愁传教士的医药没有市场。人们找西医治病，往往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只要有人被治好了，就会一传十十传百，让他们的名头大振。如果碰巧治好了一两个当地的头面人物，影响就更大。根据《拳时北京教友致命》的记载，好些地方的传教事业，都是由治病缘起的，如果治好了一个当地的士绅，很可能带动一个村都入教。其次，就是做好事，做善事，而且持之以恒。即使中国人对基督教不理解，但他们对于做善事的人，还是心存敬意的。基督教会的本事，就是可以一直坚持做善事，不仅收养弃婴，而且对所有被社会抛弃的人，都伸出援手。这样，受过教会恩惠的人，很快就会入教。其三，则要归功于教会的坚持不懈，以及中国教徒的坚持不懈。无论受到什么打击，他们都以最大的耐心，坚持传播福音。外国传教士，年复一年地坚持在一个地方传教，无论受到何种误解，都咬住不放，而中国的教徒，每每以超常的热忱，对见过的人传播福音。这一点，恰是信仰中国本土宗教的人，所缺乏的。无论佛教徒还是道教徒，没有人认为传教是自己的使命。其四，中国人的好奇心也起了作用。在克服了最初的恐惧之后，洋人传教士所到之处，中国人的围观是必然的。看那时的老照片，传教士拜访村民，周围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有好奇心的人特别多，都想见识一下洋人会做什么，怎样讲话。在这种围观过程中，潜移默化之间，就会有人信了基督。其五，传教士对于涉及教民的诉讼的干预，对于福音传播，也有作用。虽然不见得每次的官司，都是教民无理取闹，也不见得传教士都会为这样的无理官司撑腰，但教会的干预，的确能改变案件的审理结果，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些人即使出于找靠山的考虑，也会入教的。当然，传教士们换上中国服装，努力适应中国生活，尽量跟村民打成一片，有的人，还在瓜皮帽上装了假辫子，这样的努力，多少也有点作用。

尽管如此，基督教传播，在中国的乡土，依然有限。到1949年，一百多年的传播史，也不过有了四百多万的信徒（新教和天主教），传统的中国乡绅，连带他们承载的文化，始终是阻碍基督教传播的巨大力量。即使中国政府为基督教打开了大门，不设任何障碍，也还是不行。